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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震，男，西元1957年生，江苏丹阳人。

郑注：王巡守，诸侯会者各以其时之方，《书》曰遂觐东后是也。郑注：天子以海内为家，时一巡省之。

如其所言，经之所以为经，正因与史相反。也正是在这种理解中，诸如《周官》这样的书，虽然未经孔子之手，但是仍然可以称周官经。至于殷、周之际，纣在上位，逆天暴物，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，天人之占可得而效，于是重《易》六爻，作上下篇。〔注〕此以《春秋》之义说孔子之德。郑玄的注经目标，是究先圣之元意，其基本背景，是体现在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中把经学理解为王官学的体系。

晚清之言经史关系，今古文经师皆推至极端。郑玄所承者，是刘歆以降的经学传统。《王制》经注云： 《王制》：天子五年一巡守。

在具体经书上，刘歆发掘《周官》，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，成为郑玄注经之本。故《礼》类之下，除了经记之外，还有武帝时期《封弹议对》十九篇，又有《汉封禅群祀》三十六篇。如古者诗有三千余篇，皆是先王之法，而孔子所取，上采契后稷，中述殷周之盛，至幽厉之缺， 孔子之《诗》，包括契、后稷、殷、周之事，先王之事既存，孔子之法亦在其中，此即孔子删《诗》以折中之也。《尧典》经注云： 《尧典》：五载一巡守，群后四朝。

而在郑玄的体系中，经书是自伏羲至孔子所遗的文献集合，而历史只是理解经书的一种方式，做为文献的经书本身是独立的。章学诚的经，定位于过去了的先王政典，即过去的圣王之法。

在郑玄所建立的经学大框架中，经书天然具有时代属性。如注《中庸》唯天下之至诚，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，以为大经，谓六艺，而指《春秋》也。六经既经夫子之手，则非先王旧史，而合在孔子新法。章学诚的要旨，在于阐述官师合一的理论。

并云王安石、王昭禹、姜兆锡说并同。以汉人观之，今文博士所治群经，此制并无丝毫异义。如天下大小，汉人皆知汉之天下非经说之五千里，但是无妨于政教。夫子之所以能够折中六艺者，正在于先王之法虽然各自不同，但经孔子删削之后，不同的圣王之法彼此互相照应、补充，构成共通的一套法。

历史只不过是郑玄的解经方法，而对后世章学诚、章太炎们来说，刘歆的经学的性质就是早期历史。这样，《周官》是周公致太平之迹，《尧典》等系于尧舜者，成为唐虞之制，《禹贡》等系于夏世者，成为夏法，《商颂》等系于商世者，成为殷制，这些不同的圣人之法之遗，构成了经学。

古代圣王之法遗留下来的经书，对郑玄来说，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文献意义，注经即是注解文献，经学就是文献学。孔子之《书》，包括唐虞、秦缪之事，先王之事既存，孔子之法亦在其中，此即孔子删《书》以折中之也。

又，《史记》所述五帝三王历史，与《尚书》、《诗经》时代重合，多有异同，郑玄注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需援引异同以解释之。在王官学的视野中，将经书看成历史本身，到了后世，极易导致将正史厕于王官之作，跻在经书之列。而如郑玄、何休，不论今古文，皆转向眼手之学，不再严守家法、师法，重新回到经文本身。郑玄经学的基本特征，是从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，转向究先圣之原意。观郑注《周礼•大行人》、《尚书•尧典》，即可以看到，郑玄在注经过程中，并没有对每一种制度都特别注明所属何时，是何代之法，但是，郑玄对经书的每一部、每一篇、每一句、每一字，背后都有一种时代的预设，作为注经的基本判断。此制合于天道，自然是常道常法。

二是孔子之作，惟在《春秋》。汉世经、史未曾分部，刘歆、班固将后来的史书厕隶经部，背后的思想，可以有各种解读，而后世古文家往往认为，如果六经是三代时期之王官学，那么，汉代及汉以后的王官学，即可以附在六经，其最极端者如段玉裁、章太炎之说，章太炎订《检论》云：段玉裁少之，谓宜增《大戴礼记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及《说文解字》、《周髀算经》、《九章算术》，皆保氏书数之遗，集是八家，为二十一经。

大宰诏王之八柄，与内史之八枋，相同者有爵、禄、予、置、生、夺、废，其不同者，一是顺序不同，二是大宰有诛，内史有杀。巡守之制，《尚书•尧典》云：五载一巡守，群后四朝。

因此，要在这一背景中认识郑玄。如其所言，经之所以为经，正因与史相反。

二经固足以明之，孔子所述尧、舜之道而制《春秋》，而断以文王、武王之法度。六经题目不同，旨意殊别，其中圣王之法时代不同，不相因袭，但经夫子折中，经书大义，相通无碍，互相发明，甚至典章制度，也同条共贯，彼此照应，互相补充。在司马迁看来，夫子之为至圣，是将帝王所遗六艺进行折中，折中之义，《史记索隐》引王师叔云：折中，正也。从经书来源上，刘歆所作，体现在《汉书•艺文志》中的《七略》，所构建的经书来源，成为郑玄理解经书文献的基础。

就算是孔子所作的《春秋》，所据材料，《感精符》、《考异邮》、《说题辞》皆云：昔孔子受端门之命，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，得百二十国宝书。郑玄认为，孔子兼包尧、舜、文、武之盛德，但孔子有圣德而无王位，因此不是像周公那样制作礼乐，而是制作《春秋》。

一曰爵，二曰禄，三曰废，四曰置，五曰杀，六曰生，七曰予，八曰夺。《礼记•王制》云：天子五年一巡守。

况且《尚书》经孔子删削，成为孔子之法的组成部分，因此，绝不因舜是古代圣王，而使五载一巡守仅仅适合于舜时，舜之法即是孔子折中六艺之后之正法，具有常道的意义。在一部经书以内，要注解本经，必然以经书的文字、结构为基础，来理解经书本身，而不是想象经书文字背后的历史世界，通过这一历史世界的想象来理解经书文字。

此语实郑君之夫子自道，亦解郑之无上錧鎋也。因天道时有所生，岁有所成。经孔子制作之《春秋》，其事则齐桓晋文，其文则史，但是，孔子一字褒贬，其一王之法即寓于其中。而《易》，更是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。

一是就圣人立法而言，孔子之前，虽然有长久的文明史，尤以周文最盛，但孔子综合前圣之大成而为至圣，至圣之至，是针对孔子之前的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等立法圣王而言。四，经学：王官学或文献学 郑玄并非横空出世，不承其先不启其后的经学家。

如果按照今文博士的逻辑，《尧典》此制，是在舜正月上日，受终于文祖之后，也就是舜所为之事，即是舜之制度。也就是说，经书的时间性为解经打开了广阔的空间，正是这样的空间，使郑玄可以囊括大典、网罗众家，而不是像何休之专据今文，且不采古文，或许慎之偏用古文，又择善而从。

如果孔子仅仅是整理先王所遗的六经，而五帝三王各有立法各自不同，那么，删述六经还先王旧法，便谈不上折中。五年者，虞、夏之制也。